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特有的精神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成为突破时代和国界的伟大事件,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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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首着名的七律诗《长征》,是毛泽东随中央红军长征即将到达陕北之前写成的。据说红军到达甘南时,毛泽东在一次排以上干部会上,曾用浓郁的湖南乡音、亲自朗诵过这首诗。

80年来,许多国际友人对长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盛赞红军长征。他们中有着名的领袖人物、军事统帅,也有专程来中国采访报道的记者、作家,更有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体验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外国人的长征情缘

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和朋友马普安重走长征路。

毛泽东曾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中国没有,世界也未曾见到。难怪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赞誉长征是20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很多外国作家、记者被红军长征的故事所感召,慕名来到延安,探究这神奇故事的一切。为此,美国作家斯诺80年前给予评价说:“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32年前,美国着名作家索尔兹伯里与夫人夏洛特不顾年迈体弱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采访,索尔兹伯里赞颂长征是“二十世纪人类坚定无畏,自强不息的丰碑”。新世纪伊始,来自英国的两位年轻学者李爱德和马普安,再次背上行囊,重走长征路。他们诙谐地把自己和随行的助手称为“新长征”三人团,李爱德称“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主旋律”。

外国政治家评长征:

  当年那些艰难行进的红军战士们可能没有料到,他们的举动从一开始就为世界所瞩目。许多外国人或许先是抱着好奇甚至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最后经过严肃的考证和思索,他们却成为长征的崇拜者。在这群外国人看来,如果不了解长征,你就不会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会理解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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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80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红军的长征精神依然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它鼓励我们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继续新的长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无可匹敌的伟大史诗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梅高美 ,9月30日,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外国专家和亲属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新华社发

长征在国际上形成的巨大影响,让很多外国政治家叹为观止。他们不吝赞美之词,盛誉长征在世界史上的震古烁今。

  最近,四川省的建川博物馆首次公布了一份1937年出版的美国杂志《LIFE》(生活),杂志以7页19张图片的篇幅,详细实录了红军长征的路线以及整个过程。这可能是外国杂志中最早介绍长征的版本。为这份杂志提供照片的正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这位美国记者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实地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红军长征这出悲壮的人间正剧。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长征纪实《西行漫记》(直译为《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一出版,就在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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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战功赫赫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称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斯诺希望后人能永远铭记长征,并期待“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英文版。

长征是伟大的史诗,又“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国际知名战略学家,曾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7月携全家一起赴贵州、四川,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参观大渡河后他在《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中写道:“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旋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继承斯诺衣钵的是另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和斯诺在二战期间都是战地记者,尽管此间索尔兹伯里未能来中国,但是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他对长征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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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不愿意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充满危险的远距离战略转移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在长征胜利结束后发出感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

  早在1972年,索尔兹伯里就向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要写长征纪实,但由于“文革”而未能获准。直到1984年,索尔兹伯里才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经历过长征的一些将领、重要人物及其家人、档案管理人员等全面采访。更难能可贵的是,索尔兹伯里历时两个半月,行程7400英里,乘坐吉普、面包车和越野车,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并以此写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一名著。他把这本书定位为“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索尔兹伯里完全认同长征是伟大史诗的评价,他说:“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武大卫展示他的藏书之一《毛泽东诗词》,他非常喜爱这本书,在其中夹了不少笔记。韩晓明摄

外国友人写长征:

  长征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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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精神铸就不朽功勋

  李爱德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历史学博士。在一次偶然来中国旅游的途中,他发现几个景点跟自己所读的长征书籍中的地点吻合,便萌生了要重走长征路的想法。2002年10月,他跟一个朋友从江西出发,经过了300多天的跋涉,徒步走完了红一方面军当年的长征路程,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后来,他跟朋友合写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一经出版即受到读者热捧。“我必须要深入了解长征背后的那一个个感人故事……长征那么艰苦,当年那些普通战士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参加红军的,他们为什么闹革命还坚持到最后,这些都是我想要了解的。”李爱德说。

甘肃会宁县城西津门,1936年10月2日,红一方面军骑兵奔袭会宁,首先攻开此门,打开了胜利通道。随后,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958年,西津门改建为红军会师楼。

由于红军长征胜利在世界上产生的巨大影响,数十年里,不断有记者、作家、友好人士采访、着述、评论长征。起初,很多外国人是带着好奇的态度来看待长征的,但经过严肃的考证和思索后,他们成为了长征的赞颂者、崇拜者和长征精神的传播者。

  除了这些因素,纠正国外一些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也是促使李爱德研究长征的原因。据他介绍,国外有一些质疑长征的言论,认为长征其实并不伟大,只是毛泽东为了宣传编造的一个谎言。而通过实地走访长征路,李爱德用事实驳斥了那些言论。

80年来,红军长征早已为外国记者、作家和学者所广泛报道、记述和研究,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超越时空,走向世界。长征精神已成为激励世界人民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难、坚持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所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着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长征有具体的了解是1936年初在上海,她听到从延安派到上海工作的长征亲历者冯雪峰的讲述。冯雪峰的叙述驱使史沫特莱一往无前地奔向延安。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上海文广演艺中心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携手,将于今年6月把《红星照耀中国》搬上舞台,加拿大籍的大山应邀出演“斯诺”。“作为记者,斯诺赶上了中国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时期。70年后的今天,《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仍在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很不容易。”大山认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识仍需要时间。东西方文化中有差异,但更多的是相似和互补。”

“人类勇气与怯懦的搏斗”

1937年3月至7月间,史沫特莱和朱德进行了几十次谈话,成为她后来写《伟大的道路》的基本素材。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梅高美】超越时空的伟大史诗——外国友人和学者记者评说长征。 中国新的长征“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

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将真实的长征介绍给世界。斯诺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陕北根据地,对红军进行采访。1937年10月,斯诺在英国出版了根据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长征的经过,一个多月就发行5版,并很快被译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种文字出版。斯诺称长征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远征,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梅高美】超越时空的伟大史诗——外国友人和学者记者评说长征。来到陕北一探长征究竟的,还有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他对毛泽东和红军进行了深入的采访。1937年10月,斯诺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书中,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1993年,意大利著名记者恩佐·比阿季推出他自己拍摄的大型电视片《长征》,这部五集的系列片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引线,通过对比的方式展示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并反映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长征”。“中国的两次长征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在外国,从长征这个角度,通过电视镜头介绍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长征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比阿季的回答是:“经济更发达,人民生活更美好。”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用1/10的篇幅,以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红军长征,向世界人民展现了长征这篇英雄史诗。她认为,“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它们所遭受的苦难。”红军经过长征,虽然“瘦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但它“称得起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美国学者里奥·胡柏曼和保罗·史威齐都称赞“长征”章节是本书“高潮”,他们认为:“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的胜利的前奏曲。”

40多年后,斯诺的老朋友,美国着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着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书中,索尔兹伯里称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终于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每一步,国人都习惯将之比喻成“长征”。“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索尔兹伯里在1985年出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这样在序言中写道。他预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新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重走长征路活动中,很多外国人也参与其中。70年前中国的一个事件缘何能引起他们今天的热情,或许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注解:“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

斯特朗曾6次来到中国,报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密切相连。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她专门介绍了“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英雄史诗”——长征。她写道:由于“为中国的独立而战”的建议“石沉大海”,所以红军“决定采取现时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勇敢行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远征。”她正告读者:红军借长征宣传了抗日,实现了民族团结,“在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在宣告,中国必须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红军来到西北就是为了“向十一个省的人民宣传民族团结的必要性。”

被“红军以不可思议的英勇精神”感动的还有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她在《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记述了长征的历史和红军一往无前的英勇精神,由于中国红军及工农大众的“坚忍不拔、英勇和不屈不挠的信心,长征成了一首英雄诗,成了惊天动地的功勋。”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国,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战士。1935年,她在伦敦与王炳南结婚,并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王安娜。转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来到中国,将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64年,她把在中国的“自我实际的体验”,写成了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倾听红军战士所讲述的“许多详细的情况”,使她感到长征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在她看来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她特别向读者讲:长征“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

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

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全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战斗,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充分发扬军人血性,巧妙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军事界,长征精神成为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军事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外国学者对长征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出版了一系列专着。西方世界最早的长征着作,是由法国哲学家布瓦1957年出版的《长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与西方关系迅速升温,大量着作开始出版,塔顿的《毛的长征历险记》、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温彻斯特的《毛的足迹》、弗里茨的《中国的长征:危险的6000英里》;1963年,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出版了《长征——中国革命进行考验的记录》,随后他又出版了《中国革命长征史》和《长征秘话》等着作。苏联学者西基梁斯卡娅和尤里耶夫分别于1962年和1986年出版了《中国红军的长征》两本同名的着述。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又陆续推出了美籍华人学者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以及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等着作。

美国军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非斯将军在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拿红军长征和公元前400年1万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做了比较,“希腊人和中国人,同样忍受了酷暑严寒,干渴饥饿;同样爬雪山,食草根,眠雪野,边行军边打仗;同样解决了可能造成分裂的内部争端;同样生存下来了”。但是,长征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梅高美】超越时空的伟大史诗——外国友人和学者记者评说长征。【梅高美】超越时空的伟大史诗——外国友人和学者记者评说长征。迪克·威尔逊是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曾任《中国季刊》主编,他出版了《长征:中国共产党求生存的史诗》和《毛泽东的长征》等两本着作。在《史诗》一书中,威尔逊不满足于前人以新闻纪实的方式简单记录和描述长征,他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了研究,他强调长征是“生存的史诗”,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他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讲:“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梅高美】超越时空的伟大史诗——外国友人和学者记者评说长征。以色列国防军退役军官武大卫很早就听过中国红军长征的故事,“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组织,红军是不可能从敌人的围剿中完成大规模战略转移的。中国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我从长征故事中学会了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坚决服从命令。”就这样一直怀揣着“长征情结”,2005年他终于得以“圆梦”,用汽车加步行的方式,按照红三军团的路线走完了长征路。他说:“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

1984年春,读了《西行漫记》而“被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所吸引”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夏洛特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采访,并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不顾年迈体衰,心脏病发,坚持从瑞金走到吴起镇,行程11500多公里,他认为:“只有走过了这样的路程,只有吃过这样的苦,才能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
同时,他还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许多红军老战士。和许多作者一样,他盛赞长征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意义,“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在书中,他还阐述了许多自己的深刻洞见。对长征在革命年代的价值,他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索尔兹伯里敏锐地观察到了长征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长征”中的重要价值,“长征体现了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这和中国现在的现代化过程所需的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相同,因为两者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奉献。”
他告诉世界,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和索尔兹伯里的相识“最终促使”杨炳章下决心研究长征。199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着,通过“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模式来解释,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研究长征,他指出: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南地区到大西北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从此,中共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中心”,同时,华北、西北“没有被触动过”的乡村社会,也为中共“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

“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在海外学界出版的许多党史、国史和领袖传记中也就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业绩”,做出了经典性的描写和阐述。

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专门谈到了长征,他将长征比作《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他认为长征有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为中共“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安定的地方整顿自己”,另一个是“促进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泽东,长征也为他找到了“最亲密的同事”——周恩来,这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

研究新中国史的着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之后发展》就强调,“长征是一个充满政治上和心理上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政治上,毛泽东通过长征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这里可以“实现他们要对日本人作战的誓言”,从而“实现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在心理上,长征给了人们以极其重要的希望和信心,也孕育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奋斗不息、英勇牺牲、自我克制、勤奋、勇敢和无私”等美德。“传记天才”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突出强调了长征的心理意义,“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

1981年7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偕家人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并给《生活》杂志发表了《一个美国家庭重走长征路》一文。重走长征路使布热津斯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布热津斯基对长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长征及其精神遗产为塑造非凡的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说,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它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

80年的沧海桑田,红军走过的山山水水依然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之中,也许已改变了容颜,但历史不会改变,人们不会忘记,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在世界军事史专家格里菲斯看来,中国红军“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英雄的红军用鲜血和汗水绘成了20世纪中国最悲壮的画卷,在今天、在未来,它仍会吸引全世界的人们去思考、鼓舞他们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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