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场气壮山河的伟大壮举中,我们党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奇迹,而且谱写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史诗,为独立自主解决自身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作了精神洗礼。这一精神绵亘古今、历久弥新,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梅高美,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正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以遵义会议为中心,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召开,成为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重要关头,因而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4年12月中旬,血战湘江后的中央红军到达湘西南边陲的通道县,准备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此时,国民党军已在通道县东面和北面诸县集结20万兵力,布下一个大口袋阵,湘江之战后锐减至3万余人的红军如果继续执行原计划,势必面临灭顶之灾。面对这一新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第一次否决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进军路线,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战略方针上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着。
12月15日,中央红军进占黔东南的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讨论通道会议未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在战略发展方向上,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而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除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外,会议还分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原因,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评,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
12月31日,中央红军到达位于黔中的瓮安县猴场镇,准备抢渡乌江,按黎平会议的决定挺进黔北遵义。但李德和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固执地提出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徐图东进,择机仍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特别会议,重申要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为实际上解决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的问题,奠定了组织程序的基础。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获得10多天的休整,使得中共中央有较充裕的时间召开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遵义会议。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经过激烈争论,一致决定渡江北上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濒临绝境的漫漫长征途中,实现如此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主题展览时指出,“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长征途中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答案也在伟大的长征精神之中。
伟大的长征精神,既包括甘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也包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革新精神,以及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集体主义精神。
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是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具有的思想品格,也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具备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这一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认识论运用到党的实际工作中,努力防止和不断克服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某些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曾不同程度地偏离过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党都能最终纠正自身错误,重新回到这一思想路线上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就是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经历过严重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也正是在独立自主地纠正长期统治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在形成发展中逐步获得了全党的认同。
真正做到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以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深刻总结犯错误原因的基础上,共同向着正确的目标迈进。遵义会议能够胜利召开,伟大历史转折能够顺利完成,与会者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博大胸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抚今追昔,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丰功伟业,根本原因就在于,她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既艰难曲折又辉煌壮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深刻的启示:只有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评价党的历史,着眼事业长远以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看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的时候,在深深感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贡献无比之大的同时,也体会到遵义会议形成的遵义会议精神对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启示。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踏上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因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客观上促成我们党走上独立自主解决重大问题的新路,从此不断在自我完善中成长壮大。这种经受艰难困苦洗礼的独立自主精神,包括坚定不移的信仰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敢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支撑我们党和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

北京8月6日电(刘向东、蔡琳琳、李悦)红军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书写了人类史上最宏大壮丽、最动人心魄的篇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对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不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精辟的总结和论述。他们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阐述了长征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重大影响。

遵义会议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坚持实践标准、积极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民主团结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觉勇于担当的精神。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据统计,长征共翻过18座高山,渡过24条大河,经过11个省份。长征途中,红军遭遇的战斗超过400场,平均每3天发生1次大战,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除了与天斗、与地斗、与凶残的敌人斗,红军还要与内部的错误思想、分裂阴谋作斗争。在长期受共产国际领导、突然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屡次濒临绝境、面对死亡的考验中,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支撑红军跨越万水千山,实现凤凰涅槃。

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实际出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统一,深化认识、探索和把握“三大规律”。

由于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亟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帮助。在当时,苏联曾给我们很大支持,但其革命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远在万里之遥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为党指派领导人势必水土不服。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于纠正党的军事路线错误等重大问题,开启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新路径,从而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长征的胜利,完成了红军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抗日前进阵地的建立相结合的任务,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会陷入曲折。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不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所导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并实现转危为安的大转折,就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胜利。无论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特别是对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的人事调整、结束错误领导,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长征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越走越明白”的不断探索过程,由前期的相当不确定性,到后来随着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些基本问题才逐渐清晰起来,没有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没有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没有百折不挠的探索劲头,红军不可能绝境逢生。在这个艰难探索过程中,我们党不仅摸索出一条转危为安、由弱到强的正确军事斗争道路,而且根本上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之路、领导之路、胜利之路。

正如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是党的十八大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作出的战略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包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主要内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胜利构成的统一体。这是宏伟的蓝图,也是崭新的事业,机遇与挑战同在,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精神,才能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

毛泽东同志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独立自主的目的在于从实际出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实事求是、团结一致解决问题,而不是画地为牢,把自己独立成孤家寡人。无论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领导斗,还是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斗,我们党都本着有利于革命的原则,既讲究团结又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既坚持斗争的原则性战斗性又讲究斗争的策略性艺术性,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这里的新局面既有革命任务的调整也有革命形势的变化。

第二,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践权威,积极追求、探索、服从真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波澜壮阔的长征已经过去80个年头,回首峥嵘岁月,我们既痛惜过去的曲折又庆幸当年的磨砺,既感佩曾经的苦难又珍惜今日的辉煌,既自豪历史的荣耀又坚信前景的光明。当前,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新长征关键阶段,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大河”“雪山”“草地”需要跨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感悟长征淬炼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历史功绩、深刻内涵、实践价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把夺取新长征胜利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坚定信仰信念、保持战略定力,敢于担当作为、敢于创新探索,敢于进行斗争、敢于争取胜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对中国革命任务进行了调整,提出停止国共内战,联合全民族的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军事战略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是由某些人主观说了算,应由实践来检验判断。博古、李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实行阵地战、堡垒对堡垒,消极防御,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博古、李德并不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造成的。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拒绝批评,不承认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用事实说话,用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教训来说服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战略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对博古、李德的“左”倾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事实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通过长征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保存了一部分精锐力量到达陕甘,中国革命和红军从覆灭的险境中脱离出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革命形势发生彻底变化。任弼时在回忆红二、六军团长征时说:“这次远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三十余县城,是广泛地传播了党和苏维埃的政策,特别是扩大了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组织和发动一些群众斗争,揭破了国民党卖国殃民的罪恶,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摧毁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思想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有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想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这是来自“左”的倾向;另一种是企图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这是来自右的倾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向着新的目标,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继续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实践反复证明,“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

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红色根据地得到巩固,最终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三,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长征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照搬书本搞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结果给我们党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中国革命处在危难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一系列符合革命斗争实际的军事原则和战略战术。由于与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相对立,毛泽东等同志不断受到排斥。但是,毛泽东等同志坚定理想信念,相信正确路线一定能够战胜错误路线,相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战胜教条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在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期间,坚持对“左”倾错误进行不懈斗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对错误路线的斗争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概括,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长征中特别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使得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遵义会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我们要加强理论学习、理论武装、理论宣传,坚定理论自信,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

第四,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起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而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之所以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加之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一路走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和指挥越来越不满。毛泽东同志想得更深远一些,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从挽救党和红军的危难出发,希望改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局面。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志沿途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并对一些红军干部反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在会上形成了多数,博古、李德形成少数。理所当然,通过民主集中制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主张得到肯定,以博古为首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受到批评和否定。发扬党内民主、采取正确的集中,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王稼祥在谈及长征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巨大意义,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证实。”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越来越显得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多项具体制度。而要落实这些制度,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完善,都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正确决策和行动而得以落地生根。十八届三中会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的依法治国方略,从本质上说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的确,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四个全面推进,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推进”中,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加强制度建设,为“四个全面推进”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

第五,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树立勇于担当精神,敢于承担历史使命和责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革命斗争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重大决策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经批准。1934年8月,发生了一件事,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了敌人破坏,上海局与中央苏区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致使一段时间里在瑞金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坏事变好事,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提供了机会。使我党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依赖共产国际,勇于担当,第一次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的重大问题,批评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危害,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内容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长征前,红军分散在各根据地,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长征使红军主力从各个根据地齐聚陕北,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战略大转移。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也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这对于他们是一次严重的锻炼,其中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我们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政治定力,勇于担当,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张闻天在1938年4月12日发表的《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贵州师大副校长、教授、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虽已结束,但红军将士创造的长征精神却得到传承和发扬。如今,在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许多领域,长征精神不断续写着时代的篇章:航天新长征、脱贫攻坚新长征、红军部队新长征、新长征突击手……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人们的内心已内化成一种信仰,外化为一种能量,指引着每一代人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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